正月初二的老房子

年后就要搬家了。在租的房子里住得久了，竟然也有了复杂的感情。

当初由租房中介领着第一次来到这个房间时，第一印象就是亮堂。西南两面都有窗，东面的浴室也开了窗，北面是另外两个更小的房间，租给其他的租客。那天我已经看了好几个不同的租处，感觉大多楼层太低或是光线不好。几番辗转之后，我靠在这房间朝南的洗手台上，欣喜地长出一口气。

“这个房子挺好的。”

我这样和中介说。为了之后讲价，我不敢说得太满。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徒劳的掩饰：中介姐姐看着我用卷尺把房间前后长短量了个遍，还噼里啪啦拍了很多照片。最后，我以一次缴清一年的租金作交换，换来了每个月五百港币的折扣。

这是一个四十年老楼里的“新”房间，新在前任租客搬走后，房东重新粉刷了墙面。房间里空空荡荡，水、电和网络却已经准备妥当，不需要再费心登记。在家具的安排上，我犯了两个还没赚钱的学生往往犯的错误：省钱、费事。在我被租房群里二手家具的价格深深吸引的时候，我丝毫没有意识到拆卸一套床架有多么麻烦，也没有意识到卖家住的地方可能没有电梯，更没有意识到卖家住的地方离搬家小货车能通行的马路可能相距甚远。要迎难而上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如果是我一个人做这些事情，那我的记忆肯定会侧重于克服这重重困难的喜悦。但由于老妈当时专程来了香港，甚至和我一起搬了一人搬不动的一些东西，我如今的记忆混杂着克服困难的骄傲和体罚家长的愧疚。她老人家默默地支持了儿子所做的决定，并且有幸成为了第一个在新租的房间里、新组装好的床上过夜的人（床是单人床，所以我回宿舍睡）。第二天，我们在那个朝南的洗手台上泡起了茶。

在搬进这房间的过程中，另外一个重要的人是郁明洋。她帮我找到了这个租房中介，也就最终帮我找到了这个房间。她帮我在租房群里找到了这一套二手家具——大桌子、床架和床垫，还有两个藏在床底的储物盒。她还短暂地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直到她出发去纽约继续她的学习。在她住在这里的时候，她固执地坚持让我张罗了几样东西——瑜伽垫、水果刀和体重计——起初不情愿的我一直用到了今天（体重计除外）。这次搬家就不再有她帮我了；或者说，因为不再有她帮我了，我才决定离开这个地方。

在一个租的地方住得久了，竟然也有了复杂的感情。每天背着包艰难地转身出门的时候，我都要伤害一下门边本来雪白的墙。从外面回来之后，同一个包靠着墙放在桌上，又伤害了桌边雪白的墙。这个房间一直寻求着它小小的复仇。在夏季一个猛烈的台风过境时，西面的窗框开始漏水，被我们用好几层透明胶搪塞过去。第二个夏天，透明胶没贴到的顶窗故伎重演，被我干脆用玻璃胶封住了事。第二个秋天，洗手台上面的天花开始出现水渍，而在香港最宜人的冬季翩迁而至的时候，水渍也如同肿瘤一样蔓延成片而日趋黄肿。某种令人恼火的症状就这样悬挂在上面了。

楼上住户修补的尝试无济于事。防水师傅重新整修了正上方的浴室，又在一个周日花了五个半小时粉刷我的天花板。两天之后，黄肿的水渍重新爬满了天花。前一天晚上才和家里人说“整修后可以观察两个月”的我，睡眼朦胧地和那灾象相视无言。房间终究还是实现了她略带戏谑的复仇——以一种非常相称的、毫不实用的方式。

楼上一家两年前的翻新整修彻底挥霍了这老房间仅存的健康。没人知道这水渍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就像没人能让一个老头子起死回生。大家只是知道他病了。

疾病刻画着人的面容、房间的白炽灯和城市的春天。在某种阴沉的疟疾中，人的嘴角变得隐忍，白炽灯中堆积起伊蚊的尸体，而春天泛滥着大雾和湿潮。新冠肺炎则不同。无数的卫生口罩植根在每个人的耳后，人们越来越频繁地在对视后恋恋不舍。一些疾病将死亡填充在每一寸甜腥的空气中，另一些则将空旷的人们隔得很开。在某些时候，我们可以免于危险；但任何一场流行病中我们都无法免于孤独。

在每天的早餐时间，我把我的时间厚厚地涂抹在无所事事上。从这一段起笔的日子开始算起已经有十天了。靠近门口的家具衣物已经搬到新的地方去，留下一个我不打算搬走的衣柜。我为了缓解腰痛盘腿坐在地板上的时候，抬头就会看到那根空荡荡的衣杆，和没有关好的柜门。

我的敏感让我不放过任何一个自我审视的机会，而我的自负让我对许多自我审视的机会视而不见。在以镜为鉴这件事上，我可以算是一个用力过猛的盲人。今天晚上，跑步回来的我脱掉鞋子后站在门旁，突然意识到距离搬家只有一周之遥。这个房间看着我生长变化，开始对人事风物采取不同的看法。我如此自言自语——如果一个人无可避免地因自负而致盲，那在他难得的清醒时刻，用力过猛总归好过无动于衷。一切矫揉而色彩斑斓的长诗都有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