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关于写作

我每次想要在这里写东西,都是从Word的“最近文档”里面找过来。有好几次学术啊工作啊之类的文件太多,把这个小日记本都快挤出“最近文档”的列表了。我总看着这个命悬一线的小日记本心想,好在自己还记得有事没事写写东西。

可是我又写不出什么来。我想到一些词语,比如“谨慎的幸福”,但是她们稀薄的含义无处安放。今天下午天暗,办公室里的同事都在这蔓延的疫情下化为空的转椅,形单影只的笔和翘起的便笺,我感觉空旷的餐厅、将雨的街道和冷气轰鸣的写字楼在夏天这不合时宜的阴冷中融为一体。我还感觉,我的生活中不仅缺乏困难,更缺乏困难的消失,我骄横而不得安宁。

我自认为上面这一段写得很好,很心虚地另起一行。这样的话,就算我最后江郎才尽(每天发生两次)虎头蛇尾画蛇添足,我也能看着上面那纯净而优美的一段自我安慰。

这个年纪的我写的东西必然是造作的;我不可能写别的,因为我不会;也不可能不写,因为我不想。我拿起笔后的责任,就是让文字至少不比思想更造作。这还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因为这要求我的写法诚恳而忠实,像是一面品精质优、朴实无华的镜子,真实地映照着一只虚荣的孔雀。一只虚荣的孔雀永远做不成一只谦卑的孔雀;除了再度投胎之外的一切努力只会让它变成一只虚伪的孔雀。思想的造作是一种病,而文字的造作是无病呻吟。虽然前者更致命,但后者明显在精神风貌上更糟糕一些。

我自认为上面这一段也写得很好,再另起一行。日子好的时候,我可以这样重复几次,圆满地收笔就睡,晚上八点半再起床吃饭,打游戏。日子不好的时候,怎么也写不好,又想到学校或是公司的事情没有做完,生活中顿时充满了错误。当然最后还是会躺下去睡觉了,但枕头和床单都是悲惨的。理论上,这两种日子里,我做的是同样的事情。不同的只是所谓勇气,或者说热情,就像一片香蕉园上空的烈日或阴云。